2006年,浙江省以瑞安市为试点，率先提出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(生产)、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融合的“三位一体”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体系，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先行者。2017年和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求各地推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。

“前几年讲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———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着重强调了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”，徐祥临说，“如果农民合作社仅搞一种生产，在中国这种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下，永远也摆脱不了小规模、产前产后服务成本高的窘境，我们应该搞‘三位一体’的农民合作社。”

所谓“三位一体”农民合作社，意味着合作社要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指导、供销合作、信用合作乃至生活服务的全方位社会化服务，并且将所有相关经营环节融为一体，且保证各经营环节产生的利润农户都能分享。

“供销社不能一味地往脱离农民的企业化方向发展。”徐祥临认为，在我国，供销合作社从中央到乡镇各级都有相对层级，改革的目的是让各级供销合作社活起来，发挥引领作用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社一道，形成全国上下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。

徐祥临表示，在“三位一体”农民合作社体系中，农业技术和购买销售部门应充分掌握农户的生产经营情况，通过合作社系统汇总上报，参照消费市场情况，估算出当年农业生产是否过剩，从而预先调节，使土地、劳动力、资金得到合理配置，为农户更好地解决农产品产、供、销等系列问题。

徐祥临分析了“三位一体”农民合作社能够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的原因：一是合作社的社区属性，即农民合作社按照社区组建，社员之间形成熟人社会，方便运营；二是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业务，不论吸收资金，还是发放贷款，都在合作社内部进行，便于管理；三是合作社对于贷款社员的经营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；四是信用合作业务产生的利润由社员内部共享。徐祥临认为，这样的合作金融体系是适应农村特点的金融体制机制，拥有其他金融形式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。

同时，徐祥临认为，在合作金融体系内，困扰商业金融的信息不对称、管理成本高和风险大等问题都能得以解决。因为，熟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信息充分对称；合作社评估信贷风险的标准可以发动社员来制定，由合作社管理层执行。再加上利润共享这一既是激励也是约束的利益机制，信用合作业务的运营安全平稳、管理成本低、风险小。

“这样的合作金融体系，系统性风险小，为农户提供的经济支撑作用大。它是属于农民自己的金融体系，使农民拥有了既能抓住市场机会、又能规避经营风险的能力。”徐祥临说。

2013年，广东省率先在佛冈县龙塘村开始试点“三位一体”农民合作社，在行政村范围内的经济合作联社内部开办信用合作部。几年时间过去，该合作社运作良好，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民贷款难问题，每年还为村集体增加五万元以上的固定收入。如今，该模式已经扩大到四十多个村，展露了依靠合作金融彻底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的广阔前景。

发展农村合作金融，有利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，有利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必须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。

“农民合作社的首要功能是保护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，保护那些直接生产农产品的农民的利益尤其重要。”徐祥临表示，发展壮大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，要从体制机制上确保购买、销售、金融和保险等经营环节的利润流到农民手中。在这些环节中，合作金融处在整个利益链条的核心位置。因此，各级政府要敢于突破利益固化樊篱，把保护农户利益放在第一位。

另外，据徐祥临介绍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，需要依靠村党支部领办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社，在经营业务上以合作金融为突破口，把社区综合性合作社做实做强，进而增强为农户服务的手段和能力，使农民合作社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。

来源：农村金融时报 作者 田耿文